一位前外卖骑手说，没有一点一个外卖员能忍受25码的速度，这一点上，许多通勤人士也有同感。但25码，是一条红线年我国对“新国标电瓶车”限制的最高时速。
尽管减速不可避免会带来风险——11月，北京通州，一位母亲骑自行车给儿子送饺子途中，饺子掉落，她将车停在马路中间，外卖员骑着超速行驶的电动车将其撞倒在地，造成伤者当场死亡。然而，这安全第一的标准，在错过几个绿灯、或是迟到几分钟之后，许多人依旧会想办法寻找解除限速的方法。
中国自行车协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动两轮车社会保有量达到3.4亿辆，预计今年将达到3.5亿辆。也就是说，每4个人里就拥有一辆电瓶车。这些电动车中相当一部分，被人为解除限速之后，行驶在如今的道路上。而央视的调查也证实，电瓶车的厂商，尽管生产的是速度合规的电动车，但依旧预留有解除限速的空间。
“电动车解速”已成为潜规则多年，它既是多方力量的默许，也关乎市场和利益，还源自每个骑车人的那一点侥幸。也因此，它成为了政策上虽然明令限制，而实际生活中却屡禁不止的一个典型样本。
一个巴掌大的金属铝皮方块盒，通常安装在电动车的座垫或脚踏板里。盒子一端延伸出数十根不一样的颜色的电线，电线互相缠绕，一片眼花缭乱中，唯有两根颜色相同的线，紧紧安插在一起。
林焦找到了这两根蓝白相间的电线。他按照网上的教程将两根线拔掉，骑着自己刚买不久的哈啰电动车上路，打开地图软件测速，依旧只有18码，和“解速”之前毫无区别。
网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给电动车解速的通用技巧。其一，是将刹车按下，转把拧到底，转动钥匙发动车，此动作维持六秒，松掉刹车解除限速。林焦最早试了这种方法，没用。
其二，便需要车主们颇具魄力地拔掉控制器上两根颜色相同的限速线。一辆符合新国标规定的，最高时速不允许超出25km/h的电动车，就是被这两根小小电线束缚了速度。但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敢轻易给自己的交通工具拔出某根电线，不少车主对着一团彩色电线犯难，当场拍照求助，终究是担心有危险而放弃了。
林焦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类“骗流量的通用教程”对他的车没用，最后他还是只能求助修车店。今年央视“3·15”晚会，包括哈啰、绿源在内的多家电动车品牌都上了违规解速“黑名单”，林焦买车时又赶上广州整治电动车的“百日行动”，问了许多车店才找到能够解速的修车行。
在修车行，他看着修车师傅拿出解码器——一个“带电线的电动车钥匙”，将解码器充电口，随便按了几下，不过几十秒时间，车速就突破了最高20码的限制，变成28码。他为此掏了100块钱，“这是少数人掌握的特定工具，是（修车店的）暴利收入”。
但其实，解码器这一类用于“违规解速”的工具在电子商务平台早已随处可见。它们往往打着品牌防盗器、报警器的名号出现，均价100到200元不等，卖家要等顾客下单后才会发送解速教程，宛如一次打着密语的地下交易。
有人说，“明明前面50米就是绿灯，骑到跟前却眼睁睁看着它变成了红灯”。也有人说，是“眼看着别人的自行车超过自己，把手拧到底也追不上去”。对外卖员而言，这种提不上速的感觉更令人心焦。入行不久的骑手“几何小姐姐”不仅有限速的限制，车速到达15码之后蜂鸣器还会滴滴直响。在路上骑车，其他骑手超过她，载小孩的妈妈超过她，绿灯一亮，几个中学生骑着轮子高大的自行车“嗖”地冲走了，剩她一个人在后面缓缓前行，“那一瞬间，挫败感特别强”。
在北京国贸上班的嘉昊则是坚定的“解限速党”。他骑电动车通勤三年多，其间换了一次车。买车前，他会直接去车行问老板给不给解速，遇到不给解速的老板，转头就走，继续去问下一家店，最后在小牛提了一辆今年最新款的电动车，解速后车速能到40码。
速度对嘉昊而言是种刚需。他每天早上从位于双井的家中出发，骑电动车15分钟就能到达3.5公里外的公司，路上没什么车的时候，10分钟也能到公司。在北京，这是非常舒适的通勤时间。因此在他看来，“共享自行车骑得快一点，到20码都是常态，如果我骑电动车的速度和自行车一样，我有什么买的必要？这根本达不到我对通勤的预期。”
我问每一个人，为何需要给电动车解速？得到的理由完全一致，原因无他，就是太慢。
但这只是最表面的原因。电瓶车解速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是对于更快的速度会带来更多危险的这个事实的漠视，以及人们认为，解速带来的好处，要超过需要支付的成本和金钱。
在大城市，职住分离带来的距离焦虑，是解除限速的重要驱动力。一位住在通州的女生解速后，从东六环骑到百子湾上班，在早高峰时段只用36分钟骑了18公里的路。
而在县城，买电动车也不需要太多纠结，哪个快买哪个。每个县城家庭几乎都常备着一辆电动车，大街上也只有清一色的共享电动车，看不到共享自行车的身影——因为共享自行车太慢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外卖员，他们对于速度的需求，比其他人来得要更迫切。比如，来自武汉的前外卖员张计说：“没有一点一个外卖员能忍受25码的速度。”
骑手圈里一直流行一款型号为深远009的“外卖神车”，外观上看，它与另外的品牌的新国标电动车别无二致，但长达170公里的续航、解速后高达50码的时速和可以安放外卖支架的宽敞后座，都让它与外卖骑手的工作实现了“完美契合”。这家生产于东莞的电动车品牌深受广州骑手喜爱，连圈外人林焦也知道深远在009的传说，“飙车有我的两倍快”。
在武汉外卖圈，也有类似的传说——“战神”款电动车。战神并不是某个电动车品牌，但张计和本地骑手们都习惯将这一类底盘较低、电动力强、使用铅酸电池的电瓶车统称为“战神”。一辆质量较好的全新“战神”只需三千块就能拿下，最快时速达到60码。
实际上，根据新国标，两轮电动车并不能混为一谈，它们有明确的分类——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瓶车。虽然都叫电动车，但它们所执行的技术标准并不一样。前两者属于机动车，而后者属于非机动车。
电瓶车的定位是非机动车——不需要驾照。而新国标25km/h的限速，针对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这一类别。
但对很多没有驾照的人来说，搞不清其中区别的大有人在。今年5月，北京曾出现过一波抢购电动车的风潮。嘉昊还记得当时的新闻，不少人加价500到1000元，只为尽快提一辆新车回家。孟笛就是在这时买下了人生中第一辆解速了的电动自行车。
那是5月7号，疫情下，地铁甩站、网约车多地禁行，乘坐公共交通需要72小时核酸。孟笛在外结束工作后正要打车回家，核酸过期，被司机赶了下来，也无法坐公交和地铁。面对一段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长达14公里的返程路，孟笛下定决心要买一辆电动车。“至少它是掌控在你自己手里的东西，不会说没就没了。”
在不确定性蔓延的时代，有类似想法的不止孟笛一人。她第二天去爱玛买车，老板并不屑于和她还价。“他说现在生意可好了，一天能卖8辆车。”最后她没杀下价，用3700元买下了车，也开启了一段自由的骑行时光。
在车店解完速，孟笛的电动车最高时速有37码，她很满意这个速度。比起限速25码那种慢慢提速的阻滞感，现在风拂过脸颊的力度也大了一些，快慢全由自己决定，“非常丝滑，非常爽”——她没去想违规的事。
北京禁止堂食后，孟笛依然每天骑车出门，去公园，去咖啡馆，去野河边。夏天来的时候，她和朋友们沿着二环线骑去亦庄，在无人看管的步道上一路骑行，四周黑漆漆的，路旁躺着流浪汉，身后是橘子一样挂在身后的红月亮，她用“末日逃亡”形容那个畅快的夜晚。一整个轻松愉快的夏天，几乎都是骑着电动车度过的。
电动车之于嘉昊，则是帮他扩大了生活半径。前不久，他骑车载着女朋友，转遍了朝阳和东城，电动车满电出去，剩一点电回家。载人出行偶尔也会碰上交警，嘉昊被交警拦过两次，每次罚款20元。他只当这是后座载人的“载人费”，下次依旧带着女友上路，只要他们不用忍受冗长又密闭的地铁，而是呼吸着地面上的空气，他说：“有电动车就能获得自由。”
在广州，林焦的上班路线刚好能穿过风景秀美的白云山，这条同泰路被他称为广州最美通勤公路。他在上午9点45出发，先穿越一段低缓山路，途经白云山北门，道路两旁的高大乔木拢下一片阴凉，继续往前骑，经过大河马水上世界，无名小河边住了户人家，河面映出房与树的层叠倒影，供他度过一段悠然的通勤时光。解速之后，28码的最高时速并没有快多少，但能让他的通勤时间从1小时缩减为45分钟。
对他而言，15分钟也足够宝贵——早晨能多睡15分钟懒觉，或是悠闲地放慢车速，多看看沿途而伴的山水景观。至少意味着，这是一种能由自己部分掌控速度的生活。
某种意义上，人类对于电瓶车速度的需求，取决于车上载着什么。对送孩子上补习班的母亲来说，她们可能是最少会去解除限速的群体，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字典里，就基本上没有慢这个字眼，因为作为一个跟速度紧密关联的行业，车上载着的是他赖以糊口的生计。
张计做外卖员的两年时间里，换了三台电动车，都跟速度有关。最早一台是站点给骑手配的杂牌车，车速虽能达到45码，但“又破又旧”，经常是上路之后车架左右摇摆，车轮打滑，遇见紧急状况无法立即刹车，连启动也会出状况。这类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电动车往往起速很猛。张计有次在菜场取完外卖，刚坐上车轻轻拧了下右把手，车就从地砖上冲出去好几米，撞飞了别人摆在路边的红豆摊，赔了80块钱才了事。
到第二台车，张计开始去车行租车。他算了笔账，买一块续航强的锂电池要两三千块，但一块电池压根撑不到外卖员一天的里程数，“跑半天就没电了，难道再买一块？太贵了。”而租车，一个月下来连电池和电动车只要500元，全是能跑50码的高速车。租赁商在许多地方都会设置充电柜，骑手们的电池快没电了，就去充电柜里换块电池，步履不停地接着跑单。
电池与速度，在此时也达成了强烈的相关关系。许多使用“战神”电动车的骑手都会将电池箱的容量尽可能填满。他们用方疙瘩一样沉的铅酸电池，一块电池12伏，重量接近20斤，买六块电池拼成一组72伏的电池模块，不仅能多出十几公里的续航，电压高了，速度自然也更快。
但是，即便骑手们想尽很多方法提速，订单超时，仍是张计的骑手生涯中再常见不过的事。最久的一次，他超时了1小时。那时他是众包骑手，超时就要扣钱，原本4块的跑腿费扣掉70%，剩下1块2毛。这次超时无关速度，只是他在还没送完第一批订单的时候，就接到了系统的第二批派单，当他送完第一批，第二批单已经超时了。
怎么办呢？“只能拼命想办法道歉，不要人投诉嘛。”下雨、摔倒、天气不好都是理由，车祸也是理由，“但车祸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编的。”张计说，他有个朋友曾开玩笑道，“这个月我已发生六起车祸了，没有一起是真的。”
但张计也亲历、见证了太多次真实的车祸。用他的话说，“我自己骑车都害怕。”下雨天，马路上的黄色交通线反光又滑溜，张计的车速提到四十多码，车轮一轧上黄线他就容易打滑摔倒。餐箱里装的是什么此刻完全看运气，如果是炸鸡炒饭倒还好，但如果送的是汤和粥，“那就完蛋了，袋子全烂掉了”。接着要向顾客道歉，说明原因，拍摄餐损证据，平台申诉，每一道流程耽误的都是下一份餐的配送时间，下一单只能骑更快。
有一阵子张计为了更高的配送费，专挑雨雪天气出门跑单。他在路口刚取完外卖，一个骑手兄弟从辅路冲出来拐弯，突然看到他，猛捏一下刹车，直接打滑“飞出去了”，餐箱里的十几份外卖飞得到处都是。在速度、效率的不断挤压之下，车速与骑手的车祸次数几乎呈正相关。
兼职骑手“几何小姐姐”是极少数没有解速的外卖员。她为了自身安全，所以大方承认“我现在是路上最慢的外卖骑手”。和入行已久的骑手们聊起最快车速，不断有更高的数字刷新她的想象上限。
曾有位骑手告诉“几何小姐姐”，自己骑车的速度不太给力，只有“六八”，她纳闷，这岂不是比我的25码还要慢？后来再追问，才发现他说的是68码。而这种让她没办法想象的高速，其实是许多骑手的舒适区，“有人飙车开到极限，能到80，甚至100码”。
有时候，骑手们对速度的渴望，甚至要超越伤病。“几何小姐姐”在骑手日记里常提起一位网名为“百年孤独”的女骑手。10月8日夜晚，女孩骑车送餐，高速经过一条铁道，结果连人带车摔下来，膝盖摔破了。她没去医院，膝盖流着血，继续送餐。遇到“几何小姐姐”时女孩提醒她，“过铁道时要推车，再赶时间也别直接骑过去”。
骑手们的真实遭遇与追求效率的外卖平台互为对照，让曾经做过产品经理的“几何小姐姐”有些愤怒。这才是她路怒症的由来——无关马路、红绿灯和争相提速的骑手同行，做产品的她将眼光投向了产品本身。
她曾接过一份订单，在顾客端，商家距离顾客只有2.4公里，而在骑手端，商家距她7公里。一共9.4公里的路程，平台给骑手28分钟时间。刨除骑手到店取餐、去顾客家送餐的时间，她只剩18分钟。而在天津这样的大型城市，一段十公里的路又有何其多的路口与红绿灯。
为一台电动车解除限速，从来都不是某种个体行为，也不只依靠某一个人的默许。
11月中旬，我想实地体验一把解速，便来到北京东三环主路上的一家小牛车店，店里摆满电动车，只留一条走人的过道。店老板不光卖车，同时也负责维修。
不料，解速还有价格的区别。我询问老板一款售价为3299元的电动车能否解速，他摇摇头说，解不了，随后指向另一款4599元的车型，“但这款可以解，你需要我就给你解”。
在另一家绿源车店，摆在门口宣传的薄荷绿色电动车，吸引了几位女顾客进店。关于解速的问题，店员丝毫不觉得意外，他答复，店内所有车型都能解限速，并告诉我，“看见交警放慢点速度就行，不会拦的”。这是许多人选择解速的另一重原因：解过的电动车“改速不改表”，无论速度多快，仪表盘上的最高数字永远是25码，也就不存在违反新国标规定的要求了。
解速在行业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新国标推行之前的2018年，央广网记者就从南宁一家雅迪专卖店的销售人员口中得知，虽然厂家给每辆车设置了限速，但解限速的方法也是生产厂家告知的。店员用了不到10秒钟，让这辆车的最高时速从20码提高到了60码，比国家标准超速200%。
在今年“3·15”晚会上，全行业心知肚明的“违规解速”话题被旧事重提。正如网友评论——“点名的是个别商家，但涉案的是整个行业”。“3·15”之后的几个月里，解速业务会隐秘不少。
比如嘉昊，7月买新车时，在朝阳区接连问了几家车店，才找到能够给解速的老板。但老板从不正面回答他能否解决的问题，只是点点头。嘉昊问，解速后车速能到多少？老板也不说话，伸出五根手指头，代表“50”。
如今，已经大半年过去，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又开始替代明规则。这背后是巨大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利益。
企查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22.3万家电瓶车相关企业。马路上的电动车门店永远扎堆出现。即便如龙头品牌雅迪，也有着加速扩张的焦虑。2019年新国标落地后，雅迪开启激进扩张路线万家。据《中国两轮电动车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电动两轮车累计销量为4100万辆，仅雅迪一家就卖了1390万辆。
要从品牌扎堆的行业中杀出重围，坚守新国标的限速要求似乎并不是什么明智做法。行业缺口就这样自然地破开了。央视财经在今年“3·15”节目中点名指出，“金箭电瓶车专卖店销售人员称解码器是厂家配来的，小牛电瓶车上海总代理也承认厂家为其提供了解码装置。”
时间来到我去探访的11月，解速实际已经成了车店老板与购车人之间，不言自明的共识。
默许的涟漪就这样一层层漾开，从生产厂商到经销商、车行老板，从外卖平台到外卖站点，最后波及每一位在路上的骑手与普通人。
但随着速度一并被解开的，还有危险。速度越快，动能越大，有调查显示，平均速度每增加1km/h，交通事故伤害就会增加3%，死亡通事故就会增加4%-5%，反之亦然。
外卖平台的导航系统在规划路线时有一条免责条款，写着“此路线并非官方建议，只是规划路线”，有时候，按照推荐的路线，骑手们为了省时，会选择逆行。
站点同样在默许。聊过的几名外卖员都承认，站点给骑手们发配或者出租电动车，都是解速过的车辆。当电动车厂商生产出一台可供解速的电动车，外卖系统将时间压缩到极致，马路上自然又多出了一个飞速行驶的外卖骑手。这其中的层层榨取，宛如一道速度除以时间的除法公式。
普通人对于电动车的需求也一直存在。中国自行车协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动两轮车社会保有量达到3.4亿辆，预计今年将达到3.5亿辆。也就是说，每4个人里就拥有一辆电动车。
电动车对于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轻轻踮脚就能“够得着”的交通工具。在北京的年轻人尤其如此。摇号买车遥不可及，嘉昊摇了34次号依旧没中签。而摩托车上牌又成了问题，京A牌照太贵，京B牌照又不能进五环。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电动车。
而在县城，选择骑电瓶车的就更多了，很少有人为了骑上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而去考个驾照。江西南昌进贤县，58岁的付叔骑了十几年电动车，他习惯骑30码左右，但背书包上学的初高中生骑得更快，他经常被超车。“在县城，25码以下的车，没有人会买。”他甚至连解速这件事都没听说过，他觉得电动车能骑到30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只有当速度的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人才会被现实教育。一次，付叔在红灯路口，目睹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骑电动车高速穿过了斑马线，一辆汽车撞上来，女人歪倒在地，地上是慢慢的变多的血。那之后，他骑电动车小心多了。
而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广袤的县城、都市里发生。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9年的过去十年里，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中，电瓶车骑行者累计死亡6.75万人。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本文中所有关于速度的计量单位“码”，取自口语化描述，实为千米/每小时）
售前客服
技术咨询
s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