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条就是“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是我们党在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践中积累的对做好经济工作的又一重要规律性认识，要求我们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中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和把握。
历史逻辑是对过去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从这个维度来看，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客观规律形成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以为单凭主观愿望，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任旧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当然，克服急于求成倾向并不代表走向另一个极端。同志曾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会丧失时机。因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用什么样的方法论统领经济工作、如何拿捏好政策调整的“火候”，是我们党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题。
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我国不再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调控方式，而是坚持控制总量，实施动态微调，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基于对“稳”与“进”关系的新认识，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2007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创出阶段性新高，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大。这一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考虑到统筹促改革和稳增长难度的增加，2011年开始，“稳中求进”成为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且被明确定义为“工作总基调”。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有助于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有很大成效避免了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
理论逻辑根植于历史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演绎升华。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扎根于历史发展大潮的土壤之中，逐步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过程，已成为习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回望历史发展历史，同志、同志和同志先后对怎么样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稳”与“进”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为深化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理论铺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深化对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习指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时着重提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深刻领会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部分，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党还适应形势发展不断丰富稳中求进内涵。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新高度，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时间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些都意味着，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从理论高度阐释稳中求进，既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传承。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归纳升华。坚持稳中求进这一规律性认识的实践逻辑，体现在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
习强调，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特别的重要。因此，我们应该把对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有效转化为创新和完善各项改革发展举措，把握好时度效，更好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其一，政策力度要加大。政策力度调整的主要是根据是经济指标预期走势值与目标值的偏离度。毫无疑问，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加大客观上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且量要调到位。需要非常指出的是，不能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与“大水漫灌”画等号。“大水漫灌”的主体问题不是政策力度的大与小，而是政策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考虑到一次性政策力度过大可能会带来一定副作用，实践中可以探索采取小幅高频的操作方式，预留出适当的政策效果观察期，边试边看，以防出现政策“调过头”问题。
其二，操作时间要靠前。多年实践证明，政策不能在经济繁荣阶段“轰油门”，也不能在经济下行阶段“踩刹车”，而是要相机抉择，注重把握及时性和前瞻性。考虑到经济运行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现状，稳定经济的政策要早出快出，尤其是有利于提振短期经济稳步的增长效果的政策举措，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同时，政策还应靠前储备，最大限度地考虑困难和问题，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预案，确保政策可以依据形势变化收放自如、从容应对。
其三，政策效率要提高。只有持续创新政策资源配置方式，使单位政策资源量发挥出更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总量层面，政策应跟上供需两侧主要矛盾交替变化的节奏，瞄准经济运行的短板和弱项动态施策、定向发力，促进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行业层面，可考虑超前探索设计行业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中间进行的必要调整应尽量给市场主体留出充足适应期，最大限度减少由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以更好稳定投资者预期。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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