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日常生活：数字、人文与传播》速览

  当今世界，伴随着高歌猛进的技术迭代与社会连接，数字、人文与传播的交相辉映愈来愈显现出“越是技术的，也越是人文的”这一时代总体特征。技术化社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自然的本质，然而自然的面纱却始终摇曳生姿、模糊不清地漂浮在人们的认识中，也就是说，技术能自然化，但自然永远不可能技术化。将技术作为工具的研究思路往往会让人以及社会向着物化与异化的方向发展，也正是技术工具论所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揭示了技术终将与人类存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命运。数字、人文与传播彰显出交谈、共情以及交往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传播映射出人们对世界、他者以及自我的差异性的认知与理解，也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重现日常生活体现出生活的日常永久性，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源泉活水。

  本书共收录19篇文章，分为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传播史观与媒介研究、生命传播、国际传播、传播理论与专题研究等部分，尝试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探求个体、组织与社会在数智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胡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治钧，系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

  摘要：“把关人”作为把关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技术时代拥有不同身份。在当下的大数据智能传播时代，算法正日益成为新的把关人。传统的媒体把关人能够最终靠对新闻信息的筛选、编辑和呈现营造拟态环境，对受众实施社会控制。而当算法成为新把关人后，拟态环境的概念、人与信息的关系等都会随之发生转变。本文聚焦算法把关与网络信息环境的核心议题，探讨算法把关对网络信息环境的形塑以及对人与信息的中介作用，并在李普曼“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出“数字拟态环境”概念，以突出算法把关的特殊中介性。

  作者：王迪，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博轩，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摘要：在基层治理领域，技术与主体的关系处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之中。以疫情防控为例，这种“生产”过程能体现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社会主体对技术的生产，以实现对工作诉求、生活经验的吸纳和回应；其次是技术对主体的生产，即对治理行为的驱动与配置；最后，技术与主体间关系也得到再生产，经过协调整合，指向社会治理的共同目标。“技术—主体”视角有助于理解治理实践中“技术失灵”等现象的具体机制，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摘要：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社会理论经由跨国旅行降落到中国乡村发展的观念变迁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进行了历史化梳理，试图在宏观尺度下揭示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的技术政治之维。通过一系列分析《人民日报》中关于信息社会、农村信息化等主题的典型报道，研究认为，在《人民日报》的媒介话语中，信息传播技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觉导引与积极调制下促进了更为和谐与平衡的城乡与工农关系发展。

  摘要：在漫长的22年根据地建设中，中国通过动员、组织底层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回应外来殖民者和国内军阀的双重挑战，自下而上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做法都与根据地时期积累的实践经验有关。根据地时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形塑了一种特殊的政党品格和治理制度。根据地作为一个缺少技术和资本的空间，是那些中心城市、铁路网络、工业化之外的非现代、非都市的区域。对于弱势的政治力量来说，只能在边缘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所开创的是一种空间的游击战和流动中的社会建设，用流动的空间回应城市、铁路等现代性(殖民性)的压迫，在流动中积累力量、完成自我发展。这需要充分地动员乡村，把妇女、老人等困弱群体变成生产和革命的主体。这种流动的空间又带来了流动的艺术和流动的媒介。例如，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木刻和戏剧，以及报纸在农村的流通中依靠的是邮递员而非市场的“邮发合一”制度。流动的媒介还塑造了主体的流动性，这也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的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主体，例如下乡干部、下乡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邮递员、电影放映员、送法下乡的法律工作者，等等。这些流动的主体使得信息、文化、技术与底层群众产生密切的互动，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扩散”。这种流动的主体又形成另一种主体状态，即培育扎根基层的知识分子，例如“赤脚医生”、代课老师、基层通讯员、技术员等来自基层、服务基层的科技、医疗、文化工作者。这种媒介、艺术、知识分子的流动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在延续，成为城乡互助、信息普及、文化共享的制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流动的根据地和流动的媒介是理解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特殊维度。

  作者：张睦楚，系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雨秀，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抗战全方面爆发后，秉持言论救国的思想，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演讲的方式来进行学术交流和宣传动员。演讲的核心主题为抗战建国，内容无所不包，涵盖了文学、历史、教育、时事等方面；演讲形式丰富，包括联大各系的学术讲座、纪念日演讲、校外培训演讲、普及类演讲等。这类演讲频率高，维持的时间长，影响区域广泛。因此，战时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大众传播形式，发挥了启蒙国民思想、制造舆论共识、引领社会价值的作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大学精神和国民精神的形成，完成了“内树学术之楷模，转移社会之风气”的双重使命，呈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共生互动的面向。

  作者：慕玲，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张新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金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摘要：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指出，媒介进化遵循趋人性化方向发展，但是媒介的进化事实上面临多重竞争，尤其是来自媒介之间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复杂而紧密的竞争生态中，短视频是一个典型案例。本文针对当下短视频发展和竞争的特点，受生物学“红皇后假说”启发，吸收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媒介环境学派理论脉络中，提出“红皇后媒介进化论”，以新的视角和框架对短视频的“生态位”及具体发展路径做多元化的分析。“红皇后媒介进化论”借“红皇后”之名，重新发展了媒介进化论，在修正莱文森趋人性化媒介进化论的同时，也试图厘清隐藏在短视频繁复竞争现象背后的多重维度和逻辑，并展开理论解释。

  摘要：青铜器纹饰是反映早期中国观念、艺术造型、文字、图像、技术和环境的古老媒介，从其材料、形式、结构、物种和生命的变化中，我们大家可以剖析先民世界观背后复杂的自然关系和社会结构，在广阔的“道器”视野下探讨纹饰文化的时空维度和美学特质。纹饰在信仰理念、工具技术和生命美学的塑造下生长变化，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探索在人与社会、自然、动物的关系中激活传统造物美学的现实价值，并对中国早期造物自然法则的生命哲思和美学形式之关系进行系统性的探讨，以把握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和价值尺度，进而在历史脉络中揭示纹饰的美学意义，拓展传统纹饰作为中国本土的原生文化在世界视野中的内涵和外延。

  摘要：数智时代日益重现日常生活的生机与活力，其交流、对话背后力量的博弈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成为现代传播学一定要重视的研究要素与底色。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挑战着个体的认知能力与思维方法。本文从对技术的理解入手，借用“邻近”“交谈”“势力”等概念，分析互联网传播技术从“信息圈”向“交谈圈”转变的意义，探析日常生活中社会本能与交往秩序如何化作变革社会的基础力量。智能社会在多重技术裹挟与迭代中，日益彰显出基于个人认知与情感的交谈、邻近与势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解构与重构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以交谈为核心构建的交往秩序何以成为社会秩序与公共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摘要：日常生活研究的代表人物匈牙利社会学家赫勒和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都在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上更进了一步：赫勒以“个性”指称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由自觉行动，并实现“类”的精神跃迁的个体能力状态；列斐伏尔则以“质疑”和“契机”指出人在应对被异化命运时持有生命活力的可能路径。以上述理论与西方思想史上数个经典之“人”作对比分析，可探究“个体”在应对外部情境和事件变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自我模式，其现实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思想镜鉴，以映照在互联网化的新社会系统中，个体如何从日常生活意义上获得面对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行动自觉与路径。

  摘要：视频自媒体的应用使“生育”去魅：通过拓展生育母题的影像化叙事，女性个体生命得以自我书写，并以视频类自媒体为载体延伸了对生命的叙事；同时，通过呈现丈夫妻子的关系与家庭角色的动态变化，生育视频不仅深描了女性博主的日常生活，也使社会化媒体成为亲密关系公开化的场域；在此基础上，女性博主的个体生命经历连接起同辈女性群体的生育经验，补充了生育知识媒介化的存在方式。女性博主分享的生育视频及其行为显示出，个体作为主体，可在与他者和社会相关联的过程中，丰富生命叙事的时代价值。

  摘要：媒介技术更迭和都会存在的危机持续推动社会生活向线上迁移，提高数字化生存水平不仅考验个体能力，也涉及其与现实环境的互构。老年群体在其中遭遇的种种困境说明，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生活模式、连接和行动方式的转变给这一群体带来多维度的失语危机，但个体资源和能力的激活以及社会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调整中也蕴含着赋权的可能。除了制度层面的扶持，老年人数字生活品质的提高还要在自我认知、社会联结和技术支撑等多元赋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作者：姜奇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姜知萌（通讯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摘要：本文以媒介变迁为切入点，依托生命传播相关理论，讨论传播过程中叙事方式的转变，重点研究情绪、情感对传播机制的影响，特别是情感传播机制在认同叙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传播学转向的方向是从理性传播转向生命传播，其特点是在理性传播中加入情感传播因素。传播方式从认知叙事向认同叙事转变，也是生命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结果。认同叙事通过情感传播，为以意义为中心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反映了传播从追求真相到意义认同的发展的新趋势。本文结合案例分析了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网络情感传播的意义认同机理。

  摘要：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来，美国对华舆论攻势继续加紧。本文简要回顾了美国对华舆论战的背景，归纳了美国舆论在涉华问题上的八个主要观点，以此总结对美舆论战的基本思考并提出了三点建议，以应对美国对华舆论攻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作者：刘东梅，系《旅游》杂志执行主编、副编审；郭婧怡，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资助项目“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工作室”、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形象境外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9JDXCA005)的研究成果。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在此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之后发现，该领域发展迅速，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热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已形成小范围合作网络，但仍然较为分散，热点流变符合各个时期的背景和发展需要。未来，该领域应重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促进产学研结合，并开展国别区域研究，以更好建构新时代中国形象。

  作者：苏岩，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杨周锦，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本科生。

  摘要：在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现代战争中，信息舆论战成为主导战争局势变动的重要作战方式，新闻媒介作为战争参与者被纳入现代军事行动体系，为新闻舆论战提供技术载体与媒介环境。不同新闻媒介的物质与符号特性、信息传播模式对战争新闻舆论态势及其在战争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影响。本文以媒介偏向论为理论视角，构筑“时空偏向”“感官偏向”“关系偏向”和“人的偏向”的分析框架，以1991年海湾战争及其后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期间的新闻舆论活动为研究对象，辨析现代战争中新闻媒介的偏向及其流变，探索新闻舆论战的特征与媒介技术特性的潜在关联，进而基于媒介技术发展趋向探讨新闻舆论战的未来形态与战略意义。

  作者：曹芳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祝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回溯研究方法，首先梳理了博物馆传播学建立的基础，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阐明了博物馆传播研究的现状和需求，最后借鉴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对博物馆传播学这门中国特色传播学分支学科的内涵及其框架进行了初步阐释。博物馆传播学学科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诉求，应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发展，它既在应用层面回应了业界讲好中国故事、用现代传媒手段传播中华文明的现实需求，也在学理层面体现了中国传播学主体性学科理论建设自律发展的内在理路，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应用前景。

  缘何修改叙事身份：新冠疫情下大学生群体的结构性焦虑研究——基于对典型个案的参与式观察

  作者：朱政德，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牛静，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多元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中的自我表露与意见表达研究”(项目批准号：19FXWB008)的研究成果。

  摘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学生群体的焦虑尤其明显。为了在压力情境下恢复意义感，流动性受阻的大学生频繁遁入虚拟社区，借意义制造来修改叙事身份。本文对典型个案“98five引进计划”展开四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后发现，大学生的“疫情焦虑”杂糅了疾病焦虑、结构性焦虑，后者的影响更显著：它缘于信任、效率、尊严被现代瘟疫嵌含的结构暴力威胁，诸多大学生因此把叙事身份从准精英修改为“five”这一犬儒型身份符号。疗愈结构性焦虑须用结构正义消弭结构暴力。

  作者：黄楚涵，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餐饮中心综合办公室科员。

  摘要：在移动互联的媒介情境之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赋予了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教育变革的潜能。对于1型患者而言，这一变革不仅限于可穿戴设备、血糖监测动态系统、胰岛素泵等嵌入式技术的更新与突破，更在于“共在性生存”场景对日常实践的渗透以及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多重解构。从1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教育出发，结合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以某一技术分享群为对象，本文观察发现，智能数字媒介的连接与具身化重构着患者的身体状态、自我认知与社会关系，从生存与发展两大取向使得自我关注、主体间性不断拓展。“昨日”的视角为“重新审视更接近‘人’本身的力量”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资源。

  关键词：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教育；1型糖尿病；量化自我；自我技术；身体与媒介

  作者：曾腾，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高腾飞（通讯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讲师。

  摘要：2001—2020年是中国户外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系统回顾了这一时期户外广告产业的发展现状，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洞察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征，并基于发展广告学理论框架明确了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建议。研究之后发现：2001—2020年间，我国户外广告产业体系不断调整创新，数字化、程序化、智能化已成为重要趋势，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变革更是重构了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但我国户外广告产业在制度、市场、资本、公众等层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监管能力有待健全、市场秩序仍需完善、创意品质亟待提升、资本因素冲击较大、公众影响未得到充分重视等；未来，我国户外广告产业需要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进而成为驱动我国广告产业乃至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