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管理学家有没考虑过，为什么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足美国的1/4，但是出口额雄踞世界第一？哪些企业对此做的贡献最大？”
1986年，时任欧洲市场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赫尔曼•西蒙在杜塞尔多夫巧遇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尔特。后者对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赫尔曼•西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做了长达2 年的调研。他发现的结论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惊奇：
真正支撑德国产业经济的，不是西门子、奔驰之类的巨型企业，而是多达370万的德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在某一细致划分领域默默耕耘并成为全世界行业领袖的中小企业。赫尔曼•西蒙于是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隐形冠军》，成为破解德国公司发展秘密的全球畅销书。
《隐形冠军》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些企业，他们在利基市场中的地位不可撼动，有些甚至占据了全球95%的市场占有率，这是绝对的垄断，但是国家和社会对这种垄断既不制裁，也不痛恨。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领先于同行，其人均拥有的专利数远超于了西门子这样的世界500强，但是他们从事的行业相对生僻，加上专注的战略和低调的风格，使他们隐身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赫尔曼• 西蒙给隐形冠军的标准，对照这个标准，考察世界上的企业，发现了2700多家隐形冠军，而德国就占了将近一半，1400家。
《隐形冠军》在中国的读者超过了其他几个国家的读者，因为中国人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中国制造的下一步发展趋势。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希望中国的企业中也能诞生大量隐形冠军。
中国也曾出现过大量表面上像隐形冠军的企业，他们躲在广东或者浙江某个角落，在某些非常细分的领域占有50%以上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有的是在做纽扣、毛绒玩具、代工领带、搓澡球、沙滩椅、睡衣、打火机等等。
这些企业知名度不高，不用说外国人，即使是当地的民众，也未必对这些冠军真正了解。然而他们确确实实在细致划分领域占据着大市场占有率，对这一产品的供给有着非常大的话语权，与别的企业一起构造“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出了《世界是平的》畅销书。他写道：“今天，平均每1小时，中国就向全球输送1亿美元印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商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版隐形冠军的工厂。
萨拉·邦焦尔尼，一位美国的财经记者，在2005年做了一次尝试，完成了一本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记录了一个美国家庭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给生活上造成的困扰，她描述道：“全球每10台DVD，有8台是中国制造；全球每10棵圣诞树，有8棵是中国制造；全球每10件玩具，有7件是中国制造。”
第一，绝大多数德国隐形冠军的产品，几乎是关键零部件和配套产品，高品质、高价格的代名词。而绝大多数中国“隐形冠军”产品起步于低端、廉价终端消费产品，依靠很难来想象的成本控制和低利润率供给着全世界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第二，从企业经营的方式上看，中、德两国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化方面，处于截然不同的经营阶段。德国隐形冠军基本都开展了直接的国际业务。例如，全球高压清理洗涤机的领头企业德国卡赫公司，从1970年代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每年成立一家或两家海外分公司开展国际业务。卡赫CEO最近谈道：“我的目标是把分公司开遍联合国成员国。”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最初多数以代工形式，没有品牌，或者任由各类国际贸易企业去做销售，真正自建的海外业务较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隐形冠军企业还处于国际化经营早期，如何出海是中国隐形冠军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未来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有系统地推进全球化经营。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德国隐形冠军专注到偏执。对一个目标长时间坚持，“我们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中的专家。”“我们专注再专注”“我们做小市场中的主宰”（西蒙）。而我们见到中国隐形冠军，大比例是多元化经营企业，只是碰巧有一块业务做到了世界最大，但是非常容易被替代，利润率也不高，企业主往往对“夯实业务基础，不停地改进革新”兴趣不大。一旦有一些利润，企业很容易将钱转到房地产方向上去，或者搞金融投资。
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事实上不是企业主的错，因为2000年最初的十年，中国的隐形冠军与西蒙发现的德国隐形冠军很不一样。中国的隐形冠军从事最终消费品生产，成本优势很容易被越南和孟加拉替代，在消费市场上甚至没有自已的品牌，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用物美价廉取胜，继续坚持主业，需要彻底改变运营方式，也需要国家政策的鼎力支持。这种情况，也就为“专精特新”国策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专精特新”概念于2011年7月由工信部首次提出，随后上了《“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工业公司。“专精特新”的灵魂是专注、底蕴是科学技术实力、特点是不停地改进革新，这是一个明显的德国化“隐形冠军”的轮廓。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专精特新”仅仅代表中国制造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方向，国家虽有扶持政策，显然重要但不紧迫。
然而，美国选举川普做总统以后，情况彻底改变。2018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中兴低头，国人惊诧，引以为傲的5G带头国企，这么快就认怂？
2018年6月，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演讲，提出“中国其实不厉害”，科技日报总共列举了35个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并进行系列报道，这35种技术除了我们熟知的光刻机、操作系统、高端轴承钢以外，还有不太熟知的超精密抛光工艺、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锂电池隔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微球、掘进机主轴承等等。而且，这35种卡脖子技术还仅仅是卡脖子的一部分。
中国是工业门类最完整的国家，但是有很多断点、堵点、卡点。美国提出“脱钩”战略之前，我们大家可以全球采购，断点、堵点、卡点看不出来。“脱钩”以后，我们的软肋暴露无遗。
2019年，情况进一步恶化：2019年5月，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上实体清单，芯片禁售，原以为华为的科技能力超级强，不会怕制裁，但是事实不是这样。2020年9月，一架穿过海峡的货物包机上，装载手机芯片1000万颗，这是台积电对华为的最后合作。小小芯片，华为被卡了脖子，导致华为不得不出售快速地增长的手机业务，而这块业务几乎把苹果公司打下神坛。
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最强大的公司，在美国的制裁，世界供应链的强制脱钩情况下，也会深受打击，那些科技创新不强，更加依赖世界供应链的公司，在这样的打击下，命运可想而知。这个事件相当震撼。
中国上一轮互联网+，在互联网商业应用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不惧怕脸书、亚马逊、推特带来的挑战。
但是对于提供关键零部件、掌握核心技术标准、特种材料的方面，我们对国际供应量依赖性很强。而这些“零件”、“材料”和“配套”涉及的行业众多，每个行业容量都不大，行业核心技术控制权都在西方国家，想要迅速追赶，困难重重。国民经济产业分类大项有96个，中项有800多个，细分行业有2200多个，细分产品和技术数以亿计，如果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各个需要动用整个国家力量攻关解决，不但失去效率，而且会造成顾此失彼，什么都由办，深度影响市场机制。
因此，寄希望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自身创新活力，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让众多中国中小企业集群解决“卡脖子”的替代问题，提升中国产业链条整体水平，就变成了紧迫实施的国策。
2019年4月，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0年7月，工信部等17部门十七部门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2021年1月，财政部、工信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水平发展的通知》。
2021年7月，工信部等六部门《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发生了数次颠覆性的革命，今天的计算机运算速度比70年前快了上亿倍。人类每两年产生的数据是前边10000年数据的总和。
相比而言，有很多技术发展缓慢。比如今天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还是沿袭着1939年德国的汉斯·冯·奥安的设计及原理，其效率仅仅提升了十几倍。
可再生能源发展一直以来受限于储能技术，如今最有效的储能技术竟然还是100年前就有的抽水电站。
军工方面，B52轰炸机是美国50年代研制的战略轰炸机，时间过去了70年，如今这款轰炸机还在使用，并预计被使用到2050年。同一时代，大型通信系统5-10年就要更新换代。
中国的数字软化类的行业，互联网、通讯、电子终端产品制造，大众消费品制造是强项，但是在工业基础方面，亟待加强。为此中国也提出了工业强基战略，主要是“四基”，包括：核心技术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
第一，众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组合成了整机，再由相关的物理单元集合在一起形成生产线，所以零部件和元器件是生产线的基础。
第二，若干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生物变化，最终形成了工艺技术路线，而只有先进的基础工艺才能有先进的技术指标。
第三，无论是金属、非金属，还是半导体、化工原材料，都是工业制品的母体，先进的材料决定了工业制品的优异性能。
第四，产业技术基础包括实验设施、质量检验认证、计量标准核检、技术信息服务平台等，这些都是实现工业技术创新的必要基础和手段。
正如原国家机械工业部沈烈初副部长所说，“产品的竞争其实就是产业链的竞争，在某一定意义上就应该是以四基为核心的产业竞争。”
强化工业基础，必须依赖所有的领域不断的创新，必须依靠人才的富集，然而最近的20年，创新发生在哪里，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基于网络技术形成的商业创新层出不穷，眼花缭乱。而这些创新并没改变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依然在美国的现状，也没改变最高端芯片的制造在美国的现状。伴随着数字软化的快速地发展，薄弱的工业基础没有正真获得加强，中国出现了“比特”强，“原子”弱的情况没有改观，与我国的经济快速地发展和不相配。
印度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比特和原子的反差方面是最大的，二十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班加罗尔聚集的世界级高水平的软件外包企业，outsourcing from India并没有帮助印度走进现代化，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并没有被带动多少。由于根基差，甚至没有来得及把印度带入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软件外包就草草收场了。
中国经历了轻工转重化工，低端转中高端的过程，然而由于我们过度的基于互联网的“数字软化”，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挤压，我们的工业强基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用廉价的产品，为全世界提供普惠。一些有识之士一直不甘心中国用低端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这种参与是在牺牲环境，牺牲劳工幸福为代价时，就更不甘心。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成为有识之士的倡议改进的目标。
对企业的观察，2015年，网络技术成为关注的焦点，各种互联网生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传统企业渴望了解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企业家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大平台的成功者，成为英雄，制造业企业主，就没有发言权。
随着中国房价进入长期的上升通道，地产企业家成为经济论坛的主角，脱实向虚导致中国制造进入“鄙视链”，形成工匠精神不值钱，制造业后继无人的现象。
由于行业的特点，网络站点平台企业和地产企业，仿佛“吸金”附体，成为最能吸引投资、吸引人才的领域。
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业企业，没有这些地产和网络公司那样迷人，那样高速成长，那样充满了想象力，获得投资十分艰难。从第二代接班的倾向上就能够正常的看到，做工厂的父辈，很难说服留学归国的子女接自己的班。制造业企业主，最大的心愿是子女进入金融投资、互联网高科技行业、高端服务业，或者跨国公司中做“体面的”工作。
对于一些硬核高科技企业，由于研发投资占比高，风险大，产品虽然关键，但是市场空间不大，吸引投资非常有限。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让国人警醒。几次重大产业政策调整，组合拳让个别行业“吸金”不再附身，同时推出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连续利好政策，让制造业迎来了“龙抬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家不断追求，企业在困境中不断升级换代，制造业自身渐渐有所改观。
我们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先后走访了多家专精特新制造业企业。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有专精特新特质的制造业企业，已经一扫往日的阴霾，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各种利好政策的宠儿。
安徽的一家汽车配件企业，聚焦在橡胶密封圈和减震领域20年，产品质量好，销售稳定，在行业中名列前茅，是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虽然身处小城市，但是厂房现代而整齐，管理人员大都有外企工作经验，做全球的汽车企业的配套，企业科技和检测的投入不断加大，与高校合作，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又上了大型检测设备，研发航空使用的密封材料。由于北交所的新政策，企业看到了长期资金市场助力的机会，预计企业将很快北交所挂牌。企业的高管们不断展望未来的技术创新和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展望这个人财富自由。这个转变让我们正真看到了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希望。
我们走访的一家上海企业，女儿正在接父亲的班。女孩形象很好，有文艺范儿，但是偏偏读的是德国汉堡大学机械学院硕士。女儿对特种印刷非常专业，说起技术和生产如数家珍。该企业已经创立二十多年，不断技术创新，国内已无对手，竞争对手主要在美国，技术上各有所长。企业虽然产值不大，但是利润很高，有些产品是别人做不了的，后边有很多专利支撑。
从她阳光而自信的神态，我们大家可以感受企业新生力量正在回归。随着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升级，父母辈作为企业创始人的眼界也在拓宽，国际认知不断的提高，在欧洲有办事处，在美国有分公司，企业的品牌在国际上也由低端贴牌的默默无闻，变成了有行业认知，所以父母亲的社会形象在提升，也惠及了二代接班人。制造业企业二代在参加聚会时，大谈北交所上市，在欧美的分公司，在二代社群中逐步成为新明星。
我们走访的浙江的一家制造业企业，这家企业过去生产家用电源线和开关，产品以出口为主，执行欧洲标准和英联邦标准。为了在这样的领域突破，企业投入大量科研，开发智能家居配套的转换器和智能开关。
在他们的展馆里，你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个完全智能的家居系统，仿佛进入到了未来世界。这个企业的技术路线非常清晰，先做传统产品，不断的提高品质，提高市场占有率。当形成固定的市场以后，再借助利润研发升级的新产品，产品从最低端梯次上升，实现升级换代。他们还打破原有模式，做更高端的创新，设计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的转向系统。为了获得更多融资，加快研发强度，升级换代的速度，企业正在筹划上市北交所。
正是由于美国的禁运和国人的反省，中国企业深刻意识到了完全自由的全球化是不存在的，工业强基的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的涌现，是内外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产业高质量的开端。这个开端以后，便是中国“隐形冠军”的黄金时代。
当下的中国制造业“德国化”的趋势明显，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会走出大量德国式的“隐形冠军”和“配套专精企业”。由于中国的国家政策力度大，政府主导的力量强，加上长期资金市场的倾斜政策，中国在2035年有几率会成为全世界拥有“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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